猪八戒小说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十（第2页）

天突然下起了大雨，刘伯承亲率红六团夜袭深溪水。驻扎此地的敌军以为大雨之夜不会有情况，尽情地打起了麻将、牌九，午夜之后便放胆入睡。恰在这时，我红六团打进镇子，敌一个营连衣服都未来得及穿，就当了红军的俘虏。经过一番教育，从敌人的口中摸清了遵义城内的情况。经研究并报请刘伯承批准，红军决定化装成敌人，利用俘虏去诈城。很快，第一营第三连和侦察排及全团二十多个司号员，都换上了敌军的服装，让那被俘的连长和十几个士兵带路，乘着夜色，顺利到达了遵义城门口。因有敌军俘虏答话，守城的士兵毫无戒备地打开了城门。红军指战员蜂拥而入，瞬间把城楼上的敌人全歼。在二十几把军号齐奏声中，我后续部队像潮水般地涌进遵义城门。加之守敌最高长官侯之担于前几天携家室逃往重庆，守敌早已失去战斗力，于梦中醒来，一部分当了俘虏，一部分自北门逃走。而军事重镇遵义就这样于元月七日晨落入了红军的手中。

元月八日，刘伯承指挥红四团攻占娄山关、铜梓不久，接到朱德总司令的任命：兼任遵义警备司令，由干部团担任遵义的警备工作。为确保遵义会议的召开，他根据军委的指示，将各军团分别部署在遵义周围和乌江北岸，预防南北两个方向的敌人向遵义起进攻。之后，他又为中央领导进驻遵义挑选住房，配属必要的警卫人员。

元月九日，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随军委纵队进驻遵义。也许是毛泽东自长征以来经常与张闻天、王稼祥住在一起的缘故，这次他们三人又同住在原黔军旅长易怀之的私宅中。这是一幢两层楼房，楼上楼下四周均有走廊，装有三角形彩色玻璃的鸳鸯窗，走廊顶壁饰有泥塑花卉。简言之，是一座典型的西式别墅式的楼房。毛泽东住在楼上左前室，室内有一张铜床，床头设一茶几，上置手摇电话一部，红漆九屉桌上放着一盏马灯。王稼祥住在楼上右前室。张闻天住在楼下左前室。这为他们三人研究如何开好遵义会议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毛泽东进驻遵义不久，就由各条渠道获悉：“我军占领遵义，进军黔北，在一段时间内遵义、铜梓、湄潭、绥阳等城市均入我手，北到松坎，南至乌江各主要渡口的广大地区，在纵约二三百里，横约一百余里的广大范围内为我军所控制。由于我军迅突破乌江，进入黔北，并在乌江各主要渡口严密警戒，这就暂时摆脱了敌人紧紧尾追的局面；黔北黔军力量薄弱，川军、滇军、湘军调集需要时间。”另外，这时“蒋介石得到空军的侦察报告说红军进驻遵义地区后方向不明，批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示，令第一纵队吴奇伟部集结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遵义方向警戒”。这不仅为红军提供了休整时间，而且也为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条件。因此，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真可谓是天赐良机！

所谓“天赐良机”，在毛泽东看来还有一层难以出口的意思，那就是隔断了远在莫斯科的王明的控制，或说是干扰。诚如前文所述：中国共产党自加入共产国际始，就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五十七个支部中的一个支部。按照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的重大革命活动、组织变更等，都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而王明、博古等人的上台，就是由共产国际派米夫来华的“杰作”。时下，王明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席代表，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绝对化，不顾中国的国情，机械照搬，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使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时下，中央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也就等于切断了王明的遥控与干扰。这在毛泽东看来，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由自己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并结合中国的实际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对此，毛泽东在回答吴黎平的问题，即“反王明路线的斗争能否不等到遵义会议而在中央苏区后期就动起来”时，曾说过如下这段话：

不能，也不好。因为王明路线的领导者打的是国际路线的旗帜，同时他们错误的危害性当时还暴露得不够显著；当时还有一些人盲目追随他们。那时虽然已有一部分干部觉察到他们的错误，但大部分的干部和群众还不清楚，如果在早一二年就动反王明路线的斗争，那么他们还能欺骗和团结较大的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局面。这对强大的敌人有利，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因之，我（毛泽东同志）虽然在反第五次“围剿”战争中早已经看清楚王明路线错误的严重危害。但为了大局我也只得暂时忍耐，只得做必要的准备工作。

由于博古及其追随者失掉了王明这座靠山，因而等于失去了主心骨。莫道对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分歧，由谁判定孰是孰非，就说对于是否要召开遵义会议，在他们看来也等于失掉了权威性的仲裁。在此非常时期，尤其是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再加之他这位党的第一把手又无扭转乾坤使红军转败为胜且能打出一个新天地的本事，他面对现实也只好长叹“时不我与”了！说到以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自居的李德，他对在失去共产国际领导的前提下召开遵义会议，则更是“怒指苍天”了！对此，他写下了如下这段文字：

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党的领导完全同外界隔绝，此事造成的后果尤其严重。他们从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那里，具体地说就是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所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农民的、地方性的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就能够不顾马列主义干部的反对而畅行无阻，甚至这些干部本身也部分地和暂时地为这种情绪所左右。

既然毛泽东认为解决博古、李德等人的问题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阶段，所以他随军委纵队进驻遵义之后，就利用与张闻天、王稼祥居住之便，一道商谈遵义会议应当解决的问题、可能出现的争论等事项。最后，他们又商议由谁在会上代表他们三人言，以及言提纲等内容。

在张闻天看来，遵义会议主要是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自己的兴趣是在理论方面，加之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就受到博古等人的排挤，没有参与具体的战争谋划与指挥，无论是带有全局性的战略问题，还是具体的战役进行，都知之甚少。与此同时，毛泽东不仅是他诚服的军事家，而且毛也是第一位，同时也是自始至终反对最高“三人团”错误军事路线的代表。所以，他很自然地认为：代表他们三人言的自应是毛泽东同志。

对此，王稼祥同志也是极力赞同的。

毛泽东却力主由张闻天代表他们三人言。他的依据是：张闻天是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同时还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四人，排列顺序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随中央红军长征的是三人，张闻天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他言的分量大些。他若在遵义会议上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反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军事路线，其影响与作用将是很大的。再者，据笔者推测，毛泽东如此而为还出于某种不便说出的策略。其一，在博古、李德及凯丰等人的心目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被私下称为反对最高“三人团”的中央纵队“三人团”，而后者的领袖是毛泽东。如果由毛泽东出面做所谓的“反报告”，会产生负效应；其二，既然遵义会议是在隔断王明等的干扰下召开的，如中央一旦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之后，王明仍然有可能假借攻击毛泽东，并利用共产国际的权威推翻遵义会议的决议。如果由张闻天挑头唱主角，就会免去很多的后患。这和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力荐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的思想是一致的。就其常理而言，张闻天与王稼祥只要听了毛泽东对前者的阐述之后，他们也会想到毛泽东后面的理由。因此，他们很快达成了共识：三人共同商定由张闻天代表做“反报告”的提纲，在张言之后，由毛泽东、王稼祥言。

按照一般的惯例，中央举行重要会议都是由党的主要负责人出面协商有关事宜。但是，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非常时期举行的，而且从某种意义说，党的主要负责人博古等人在未开会之前，就已经坐在了“被告”席上。因此，遵义会议如何开，甚至博古在会上讲什么，他自己也没有底数。就说是周恩来吧，虽说他主持召开了通道、黎平、猴场三次重要会议，但是，在遵义即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或许是出于性格方面的原因，也或许是认为自己对错误的军事路线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他随军委纵队进入遵义之后，除行使他的军委副主席的职责——安排部队的休整之外，他没有主动提出如何开好遵义会议的有关事宜。对此，伍修权做了如下回忆：

这时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要他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我们从伍修权这简短的回忆中可知：上述决定含有毛泽东的主张，但从策略出，由王稼祥、张闻天出面通知。另一方面我们也可看出：博古乃至于周恩来在召开遵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是相当被动的。同时，我们也就从中看出毛泽东在“幕后”所起的重大作用了。

李德出于被解除指挥权的不满，他认为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利用这次休整时间，强迫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召开了所谓的扩大会议”。多年之后，他写下了这段文字：

当时的形势，决不像中国官方的历史记载所描述的那样，“党在长征的极端艰难危急的关头，保存和锻炼了红军基干，挽救了党和革命事业的危机”。相反，中央红军长期以来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行动自如，它完全有能力采取主动……下面有两个事实无论如何是确定无疑的：一九三三年十月～一九三四年十月这一年中，兵力薄弱、装备很差的中央红军不仅在拥有五十万人和现代化技术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面前岿然不动，而且使敌人遭到了惨败。其后，红军井井有条地重新进行了改编，顺利地冲破了四道封锁线，保存了有生力量的战斗力。

李德的自述无外乎想说明：他所代表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言外之意，毛泽东等人的看法是错误的。事实胜于雄辩，笔者就无需再浪费笔墨给予批驳了。

周恩来的做人原则是：既不夺人之美，也不诿过于人，实事求是地对人对事，当然也包括对待自己。当他获悉要他在会议上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之后，他就严肃认真地批判错误军事路线的成因、表现，以及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当然，他也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与应承担的责任。同时，他还以积极的姿态像以往召开党的会议那样，负责大会的组织工作，就连通知参加开会的电文，他都要亲自草拟。请看如下这则致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通知：

卓然、少奇：

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在明十四日赶到遵义城。

恩来二十四时

啊！二十四时，已经进入午夜了，可在准备“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的周恩来还在工作，足以看出他为开好遵义会议付出了多少心血！

但是，当博古接到“要他在会议上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之后，他立即就“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接着，他又很自然地想到争论双方的人员——谁站在毛泽东一边，谁与他一道维护其政治、军事路线。当他想到连周恩来都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后，他那过分的自信也生了动摇。他沮丧，他悔恨，他感到一切都晚了！似乎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他看到自己书生气十足的同时，也第一次认识了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本色。正当他自问“怎么办”的时候，凯丰叩开了他的房门。他分外热情地接待了凯丰这位同盟者，并主动地向他袒露了自己的苦闷，以及王稼祥、张闻天通知他“在会议上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等事。凯丰沉吟片时，说完“这是一篇难作的文章”之后，又严肃地问道：

“你准备承担路线错误吗？”

“绝不承认！”

“那总结得再全面也没用！”凯丰看了看有些失去主张的博古，又进而指出，“老毛他们早就预谋好了，把‘三人团’打成错误路线的代表，利用遵义会议，扬言把你们轰下台！”

博古感到问题比预想的还要严重，遂决定“事前进行活动”。所谓活动，也就是进行说服工作，希望在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有更多的人站在他博古一边。博古或许忙于作那篇难作的文章：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除去他和凯丰“进行活动”外，尚未现他找过其他与会者谈过话的史料。而代表博古“事前进行活动”的是凯丰——积极充当了名副其实的说客。对此，聂荣臻做了如下记述：

听说要开会解决路线问题，教条宗派主义者也想争取主动，积极向人们做工作。会前和会议中，凯丰——即何克全，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博古听后心中更觉怆然，他越感到自己就像是一位孤家寡人了！但是，他却暗下决心：在他主讲的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中绝不承认路线错误。与此同时，他——以及他的极少数支持者也都在关注着毛泽东在做些什么……

是啊！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张闻天、周恩来、博古都关在室内作“文章”，而在遵义会议上当然唱主角的毛泽东在做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