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八戒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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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第2页）

军委赞扬三军团长彭（德怀）、杨（尚昆）同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通过汝城及宜郴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

接着，最高“三人团”当即决定：听取红三军团长彭德怀同志对突破敌人凭借潇水、湘水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的意见。

彭德怀，于一八九八年生于湖南湘潭县一个农民家庭，早年在家务农，后被生活所迫投军，并在二十四岁那年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在湘军中由排长、连长、营长而团长，因受共产党人段德昌等人的影响，遂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于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七月，他与滕代远、黄公略等同志率两千余名官兵举行平江起义，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出任军长，创建了湘鄂赣根据地。是年十二月，他亲率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与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会师。朱德和毛泽东同志率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闽西后，他又率部留守井冈山，完成开辟赣南根据地以及牵制湘赣敌军的任务。一九三o年红五军扩大为红三军团之后，他任军团长，并指挥攻打长沙等战役。后又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参与了粉碎敌人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的战争，立下了赫赫战功。实事求是地说，他在这期间与毛泽东合作得不错，通过战争的实践，他认为毛泽东是一位高明的战略家，对毛的为人和学识是敬仰的。

不久，博古与李德等人相继进入中央苏区，不仅排斥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而且还免去了罗荣桓红一军团政委、滕代远红三军团政委的职务。对此，彭德怀同志是反对的。敌人动第五次“围剿”不久，福建事变爆了！彭认为“应利用这一新形势，打破蒋介石正在准备的第五次‘围剿’”。他根据这样的认识，写了一个电报给总政委转中央博古，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但是，博古阅后十分生气，“批评这个建议，说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对此，彭德怀想不通。后来博古等宗派主义者采用惩办主义的手段，开除反对他们错误的同志的党籍，甚至公开审判。当时，彭德怀“对这种惩办主义表示愤慨”。自然，他和博古，尤其是和负责军事指挥的李德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待到博古为政委，实际上是李德为总司令的广昌战斗打响之后，他们之间的矛盾终于展到摊牌的地步了！

开始，彭德怀明确地指出：“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必须估计敌军技术装备。”但是，博古、李德不仅不听彭的建议，而且还“相信他们自己构筑的永久工事”。对此，彭德怀在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态势之后，严肃地指出：“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二干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然而博古、李德听不进半点不同意见，强行起了固守广昌的战役。结果，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轮番轰炸下，博古与李德所吹嘘的永久工事不到一天就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军突击几次均未获成功，伤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担任守备的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未出来。”诚如彭德怀所估计的那样：“三军团遭到相当大的损失。”多年之后，身处逆境的彭德怀同志忆起广昌战斗，还异常愤怒地写下了如下这段文字：

当日约八时以后，战斗停止时，博古来电话，说李德、博古约我和杨尚昆去谈谈，他们明天回瑞金去。见面时，李德还是谈他那一套，如何进行短促突击，如何组织火力。我说，怎样去组织火力点？根本没有子弹！在敌碉堡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就有十次失败，几乎没有一次是得到成功的。我尽情地、毫无保留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大胆地准备个人不幸，说，你们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讲了四次“围剿”被我军粉碎之后，就没有打过一次好仗，主要是方面军指挥上的错误，就是主力不集中，……现在每战都同敌人拼消耗。敌有全国政权和帝国主义帮助，我则靠取之于敌，你完全不懂这条道理。洵口遭遇战消灭敌人一个师，想停止半天消灭被围之最后一个营都不准，前方指挥官都没有这样的机动权，硬要叫军队钻到硝石，几乎把三军团让敌人消灭掉。我还说，你们坐在瑞金指挥的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灭，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实际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只是问测的，有时方向都不对。我说，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被你送掉了。我还说，这次广昌战斗你们看到了吧！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中央苏区从一九二七年开创到现在快八年了，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之不易。“崽卖爷田心不痛”，被送掉！……这时李德咆哮起来：“封建！封建！”他跳我高兴。他继续骂我，说是因为撤掉我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不满意……我说，根本没想那些事，现在是究竟怎样才能战胜敌人，这是主要的。我骂了他下流无耻，鄙视了他。那次，我把那套旧军衣背在包里，准备随他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都准备了，无所顾忌了。但这次没有谈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错误；而只谈指挥上的错误。

彭德怀是一位既不贪天功为己有、也不诿过于人的军事家。当他获悉军委表扬他为军团长的红三军团的电令后，他却认为不战而取宜章县城等战役，是因为这里的群众和党的组织对党、对红军早有认识的结果。同时，他还告诉不太了解宜章一带革命历史的最高“三人团”：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志都在这一带领导过革命活动。远在一九二八年春天，在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直接影响和推动下，宜章、郴县、耒阳、桂东地区等县的人民，积极参加了由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年关暴动，建立过革命武装和苏维埃红色政权。年关暴动后，许多暴动队员拿起武器，随着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从此，宜章一带的人民和工农红军有着血肉的联系，为中国革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如今，他们又听说红军来到了宜章，当地的党组织向红军介绍守敌的情况，活跃在山里的游击队集合起来帮助红军攻城，热情最高的要数城外三百余名被何键强迫来修筑道路的工人，他们自动组织起来，挖坑道、搬树条、扎梯子，配合红军进行攻城准备，等等。最后，他又实事求是地说道：

“宜章县城不攻自破，主要是当地人民的功劳。如果再说得远一点，那是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播下的革命种子，在今天攻打宜章县城时结了果。”

博古，尤其是李德，听到毛泽东的名字，打心里就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彭德怀是属于比较早的跟着毛泽东创建中央苏区、且又有着十分丰富的作战经验的高级将领。在顽固坚持宗派主义政策者的眼里，彭是属于毛的人。彭如此地为毛说话，就等于在为毛评功摆好的同时，有意贬低了他们的威信。加之李德与彭德怀以往在指挥上的分歧，故对彭德怀的讲话很不以为然。

周恩来是一位善于体察他人内心活动，又会策略地排解矛盾的政治家。他从彭德怀的言谈中以及博古和李德的表情上看出了他们之间的十分微妙的分歧，为了不冲淡不战而取宜章县城的喜庆气氛，遂有意转移话题：

“宜章地区的老百姓有多少人要求参加红军？”

“恐怕至少有三四百人吧！”彭德怀答说。

接着，周恩来指示：把一些无牵无挂的青壮年吸收到红军队伍中来，把那些有家室牵累的老百姓留下，给他们一些武器，让他们坚持就地闹革命。恰在此时，红一军团控制了九峰山要隘。周恩来遂下达指示：

“按原定计划，迅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于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五日，从宜章、坪石之间通过了敌人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但是，“突破封锁线的行军非常艰苦，一路都是崎岖的羊肠小道，没有村庄，没有一户人家，部队没有饭吃，饥饿、寒冷、疲劳考验着每一个英勇的红军战士。当时军委一纵队炮兵营有山炮十多门，指战员带着这些山炮进入了广东五岭山脉的苗山、大小王山、大盈山地区。这里山峦重叠，道路难行；有些地方甚至根本没有路，满山遍野都是茂密的树丛，部队行动困难，行军度很慢，抬着山炮行进就更为困难。但是，英勇的红军、战士还是抬着这些山炮，通过了封锁线。不过，部队也被这类笨重的武器以及其他一些难以携带的物品拖得精疲力尽，疲惫不堪”。中央红军大部队安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之后，负责打先锋的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还得不顾一切地往前赶，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的脚，就是在这次强行军中磨破了，但他仍然坚持随军行动。

也就是在这当口，蒋介石获悉了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真实意图，他当机立断，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部署五路大军在湘江东岸进行追堵与决战的计划——这也就是史称的第四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最高“三人团”面临着两种抉择：其一是继续沿着红六军团突围西行的路线，与蒋介石在湘江东岸布好的五路大军拼个你死我活，冒着失败的危险强渡湘江；其二是改变红军转移的战略方向，出其不意，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挥师指向新的战略方向，重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但是，由于博古、李德过低地估计了敌人的军事实力，同时又因我中央红军较为顺利地通过第一、二、三道封锁线，从而过高地估计了我方的军事力量，因此在他们的战略棋盘上就只有一种准备：那就是按红六军团渡过湘江西行的既定方针办。

正当最高“三人团”绞尽脑汁在制定通过强渡湘江，进而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战略方案的时候，彭德怀同志提出了不同的战略方案，从而揭开了史称“湘南争论”的序幕。事情的原委是这样引起的：

彭德怀同志率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之后，很快就获悉敌人在潇水、湘江之间调兵遣将，妄图以优势兵力在湘江东岸与我红军决战。另外，由于彭德怀出身湘军，对何键为的湘军的战斗实力了如指掌，同时对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也有所了解；再加之背后还有薛岳负责追击的九个师的兵力，他认为相当疲惫的中央红军应当避敌人之锋锐，放弃在湘江东岸与敌人决战。他经过深思熟虑，遂向最高“三人团”陈述如下改变红军战略方向的大计：

我建议以三军团迅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彭德怀的这一建议是正确的。其一，他的战略思想与毛泽东提倡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相一致的，也是被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所证明是正确的；其二，避开在湘江东岸与敌人决战，分兵向敌人空虚之地突袭，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是变被动为主动的唯一可行的办法。但是，博古与李德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主义者，加之他们沉浸于所谓突围胜利的喜悦中，是无论如何也听不进彭德怀这一正确建议的。也可能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吧，最高“三人团”对彭德怀的正确建议采取了错误的处理方法：“既未回信，也未采纳。”

周恩来就其性格而言，在这种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他是决不会采取这种态度对待彭德怀的建议的。就常理而言，他也应当全面考虑这一正确建议的得失。遗憾的是，他在最高“三人团”中不仅处于少数，且在很多问题上处于无权状态。另外他的为人使他不可能把他的真实态度说给时人与后人。笔者猜想：他就像在其他生死攸关的历史关口那样：既然自己参加的事情形成了决议——哪怕是与自己的见解相悖逆，也只有服从与执行！

也正是在这时，周恩来听说毛泽东对战略转移的既定方针有不同的看法，他近似本能地想道：“是要听听毛泽东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