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八戒小说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九（第1页）

五岭就像是一堵高耸入云的大墙，横卧在赣粤、湘粤及湘桂的交界处，把南北两地划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天地：十一月中旬的岭南依然天闷气热，而位居岭北的江西与湖南却已是深秋！

时令进入十一月以来，老天爷就像是死了最心爱的孩子，天天哭丧着脸，那无声的“泪水”淅淅沥沥地淌个不停，把秋意甚浓的苍山完全罩在了云山雾海之中！

在蜿蜒蛇行的羊肠山路上走着一支队伍，他们有的披着一块变了色的油布，有的戴着一顶赣南老表自编的又大又圆且又极富特色的竹帽，有的用手举着用桐油浸过的纸伞……但是他们的脚下都穿着一样的草鞋，艰难地走在时而淌着涓涓细流、时而泥泞遍地的山道上。如果你站在山坡上向远处眺望，你将会看到这支队伍中有人抬着不知做什么用的机器，有人赶着骡子驮着沉重的东西，有人抬着坐在或躺在担架上的伤员……自然更多的是打不起精神的指战员，在远远传来的隆隆炮声的伴随下向前走着、走着。这就是正在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

中央红军在进行战略转移之前，由于在军事上准备得极端不够，必要的训练、休息、补充等工作都没有搞，相反却仓促成立了红八、红九两个兵团，加之两个新兵团不是由老部队扩大而成，干部又大都是红军学校的学生，不仅没有经过战斗的洗礼，而且也不知道红军的传统和作风，就连行军、吃饭都成了问题。因此，这些部队的战斗力是很弱的。结果，行军中的非正常减员大大过了战斗中的伤亡。

另外，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整体队形是：红一、三两个主力军团为左右先锋，红八、九两个新编军团紧随其后打接应，负责殿后的是作战经验丰富的红五军团，中央和军委两个直属纵队在中间，“坐的是‘五个人’抬的‘轿子’”。换言之，五个抬“轿子”军团的军事行动目的，不是完全为了消灭围追堵截的敌人，而是受制于坐“轿子”的中央和军委两个纵队的安危。为此，时人与后人对中央红军转移起了一个十分形象的名称：成甬道式前进。

中央红军由于不是积极的战略转移，而是搬家式的退却与逃跑，所以最高领导“三人团”不是把各主力部队扩大，而是在扩大新兵团的同时，又扩大了直属队。“每一个军团成立后方部，有的有一千副担子，有的有八百副担子……什么东西都挑上。军委纵队更吓人，约三万人的庞大机关，还要部队掩护。供给部、卫生部人很多，连一个石印机都要带上。野战医院还以为就在附近苏区打仗，所以就连屎盆、尿盆都带上了”。可以想见，像这样的战略转移，不仅做不到兵贵神，而且一天最多走二十里路，有时甚至连十里路都走不了，加之红军走的是崎岖的山路，敌人却利用公路运兵，结果，贻误战机、被动挨打就变成了红军转移中的家常便饭，这怎么能提高部队的作战情绪呢？

真不容易啊！老天爷终于有了喜庆的面色，那久违了的太阳也不时地穿云破雾露一下脸，向云雾中的大山射出一缕缕橘色的光芒，把表情凝重的苍山梳妆一番，向人间展现一下它那被称之为五花季节的尊容。正当这些红军指战员怀着异样的情感，向着这些稔熟的山影默默告别的时候，忽然身后传来疾驰的马蹄声，惊得无精打采的指战员下意识地转过身来，循声沿着山路向远处望去。

只见行进在羊肠小道上的红军指战员下意识地闪在一边，一个个惊愕地望着疾驰而来的三匹战马，生怕被马踩着似的向后边闪着、闪着，就是被战马踏起的泥水溅了一身，甚至是一脸，都顾不上擦一把，用心地看着这三位骑马人：打头的是一位二十七八岁的红军指挥员，他那件在根据地难以一见的雨衣，还有他鼻梁上架着的那副眼镜，引起了行军中的指战员的好奇；位居中间的是一位身高马大的外国人，他的高鼻子、蓝眼睛，把指战员们惊呆了，甚至连第三位骑马者的形象都没看清楚，似乎只有他胸前那飘逸的美髯还留下些印象。等到他们三人骑马远去之后，他们才想起议论：这三个人是谁呢？

他们就是红军最高领导“三人团”成员博古、李德和周恩来。

在博古、李德的心目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强，他们不仅有充足的弹药和兵员，而且还有飞机和大炮，这对红军来说，恰恰都是难以抵御的客观条件。自然，这也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博古与李德等人都认为：西南诸省地势闭塞，政治、经济、文化均较内地落后，各地方实力派的部队实力较差是正常的。而且，红六军团仅以九千余人突围向西转移“探路”，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与红三军会师的目的。这就更足以证明敌人在粤、湘、桂、黔的地方部队是何等的差！另外，红军自渡于都河突围转移以来，前后用了不到一个月，与粤军和湘军在赣粤边没有打几个像样的战役，就突破了敌人两道封锁线，进入湘南之后，又大踏步地奔向潇水东岸。照此前进，不要多少时间，就会沿着萧克西行的路线到达湘黔交界，与红六军团、红三军胜利会师，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就会建立起来。因此，他们在战略转移的初期乐观还是多于悲观的。换言之，博古与李德等人认为：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是正确的！

另外，在李德的心中还有一块为他人所不知的病，那就是在他进入中央苏区的前后，蒋介石请了一位德国军事专家，为他制定了第五次“围剿”红军的碉堡公路推进战略；而李德却为中央红军制定了分兵把守、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反“围剿”战略。因此，当时有人说，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实际上是由两个德国人在指挥，结果，是为蒋介石做顾问的德国人打败了为中央红军当顾问的德国人。对此，李德的心中很不是个滋味。眼下，他认为红军突围不仅打破了蒋氏德国顾问碉堡公路推进的战略，而且还相继突破了两道封锁线，故而他还有着其他人所没有的欣喜。因此，他更加坚定地认为：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是正确的。

周恩来是个极其实际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他的心目中，姑且不论他不完全赞成第五次反“围剿”的路线，就说他对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初期所取得的胜利，也有着与博古、李德不同的看法。在他的心目中，中央红军突围转移实出蒋介石以及多数地方实力派意料之外，无论是蒋介石调兵遣将，还是粤系陈济棠、湘军何键等所部都难以迅到位，对红军形成更大的追堵态势；再者，他清楚陈济棠为保全自己的实力，在红军通过第一、二道封锁线的时候，他们还是有意践行部分诺言的。因此，中央红军在战略转移初期的顺利，丝毫未抹去他心头的阴影。

另外，周恩来看到中央红军主力兵团都变成了掩护部队，不仅不能选择道路，控制要点，把敌人压迫到不利的道路上去，相反，我们走的是山路小道，敌人走的是公路，一旦敌人完全知道了中央红军的转移目的，那红军就必然会转为被动挨打的局面。到那时，越来越多的伤员的安置就成了一个无法背的大包袱。所以红军大队人马越是向前走，他心里的负担就越重。

中央红军通过第二道封锁线之后，先头部队已经探明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设置在郴州、宜章之间。红军欲要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一是必须抢占左路的制高点九峰山，二是一定要攻占宜章县城。为此，最高领导“三人团”在听取了总司令朱德等同志的意见之后，决定由红一军团抢占左路的制高点九峰山，由红三军团突袭宜章城。并于十一月七日布红军各军团通过宜章北之良田及宜章东南之坪石一线的命令：“三、八军团的右翼队经过宜章以北通过”，“一、九军团的左翼队则经宜章以南通过”，“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及五军团由当时情况而定”。经过缜密的部署，遂又于翌日——八日布在良田、宜章间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的命令：“军委决定三军团于良田、宜章间突破封锁线，其先头师约于十号可前出到宜章地域。一军团应监视九峰、乐昌之敌，并迅于宜章、坪石之间突破封锁线，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及五、八军团在三军团后跟进，九军团于一军团后跟进。”但是，由于红一军团长林彪起初不执行抢占九峰山的命令，在相对时间中贻误了战机。因此，红三军团能否按时攻占宜章县城则成了关键。正当最高“三人团”为此焦虑不安的时候，红三军团电告：于十一日拂晓不战而取宜章县城。最高“三人团”闻报先是震愕，继之是惊喜，最后打马赶往宜章。

这就是博古、李德和周恩来沿着山道小路骑马疾驰的原因。

然而，红三军团为何不战而取宜章县城呢？容笔者回叙几句：

宜章是湖南省靠南端的一个县城，东邻江西，南接广东，历来是一个三不管的地界。这里地处丘陵地带，地形较为复杂。山丘起伏，陡峭险峻，加之长满了树丛荆棘，道路崎岖难行。粤汉铁路虽然尚未修通，但公路却比较畅行，近期敌人利用修铁路的器材，又在宜章县城四周的山上抢修了碉堡，形成了比较密集的火力网，再加上一个营的守敌，必有一场恶仗。为此，彭德怀军团长配备了一个团的兵力，外加一个攻城必用的山炮营，就军事实力的对比，我方占有绝对的优势。同时，军团长彭德怀与政委杨尚昆亲自赶到六师十六团，看望就要攻打宜章县城的指战员，讲了攻占宜章县城的战略意义，这的确是不多见的战前动员。

十日深夜，十六团的指战员已经进入阵地，就等待吹响攻城的冲锋号声了！当我山炮营打响攻城的惊天动地的炮声之后，守备宜章县城的湘军的枪声却变成了哑巴，富有作战经验的红军战士提前起冲击，架起云梯准备攻城。就在这一瞬间，奇迹出现了：突然城门大开，从里面拥出很多群众，他们一边跑一边大声喊道：

“红军同志们快进城吧！敌人逃跑了！……”

原来，守城的敌人看到我红三军团已经突破外围防线，加之民间传说着红军是天兵天将下凡，锐不可当，早已吓得六神无主、屁滚尿流。当我军攻城的炮声一响，他们为了活命，急忙打开南门，慌忙向南边逃去了。

我红十六团指战员列队走进宜章县城，数以千计的老百姓站在道路的两旁欢迎红军入城。有的群众挥手致意，有的端来热水送到战士面前，有的主动与红军指战员交谈……场面十分热烈感人！团政治处的同志们趁热打铁，在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协助下，砸开监狱，释放了全部在押的革命者和无辜的群众，并召开了有三千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会场气氛热烈，群众情绪高涨，一些苦大仇深的百姓坚决要求镇压土豪劣绅，并主动带领部队缉拿在逃的罪恶分子，强烈要求收缴他们的财物。红军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并把堆积如山的东西分给了劳苦大众。是日夜，宜章县城沸腾了，各界群众走门串户，三五成群地来到红军的驻地，纷纷赞扬红军的大恩大德，其中那些被释放出来的犯人更是泪流满面，有的甚至跪在地上给红军边磕头边哽咽着说道：“不是你们来，不知道我们哪天才能出来。是红军救了我们，我们一辈子不会忘记红军的恩德！……”

翌日清晨，就像是预先商量好了似的，成百上千的铁路民工和青壮年来到红军的驻地，争着要求报名参加红军。顿时，宜章县城又掀起了一个自愿参加红军的热潮。

也就是在这种意想不到的热烈气氛中，最高“三人团”博古、李德和周恩来骑马赶到了宜章县城。博古和李德见此情景激动不已，就连心事重重的周恩来也露出了笑容。他们当即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出电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