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八戒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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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3页）

十四日，野战军司令部致电红二、六军团，电文亦说：“我西方军（即中央红军）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并电令在湖南常德一带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以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西方军行动之目的，主力仍继续向沅江上流行动，以便相当调动或牵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直到中央红军占领黎平后，十二月十六日，中革军委还在命令红一、九军团进至柳霁地域，准备渡过清水江，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

对于博古、李德这种不顾红军安危、一意孤行的专断行为，周恩来是非常愤怒的。但是，从组织原则上讲他们以少数服从多数代行最高“三人团”的职权也是没有错误的。怎么才能改变这种局面呢？唯有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相应的政治、军事、组织等有关的决议。他再三考虑，这样事关全局的会议应当早开，地点暂时选定在黎平。为此，他放弃了与博古、李德之间的无谓争论，于十二月十三日亲自赶到渠水河畔牙屯堡，在周家祠堂里召集红一军团一师三团的领导开会。向与会的团领导传达了通道会议的精神，布置了夺取黎平的战斗任务。最后，他讲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前天在通道召开了中央领导人会议，毛主席出席了会议。主要议题是总结全州战斗（即湘江之战）的经验教训和确定红军的战略方针。在现在的条件下，要放弃在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北面前进，力争在运动中打几个好仗，扭转红军出征以来的被动局面。大家赞成这个主张，现在派你们团向黔东行动，在三天之内攻占黎平城。”

上述这段话不仅说明了周恩来的原则性，而且也证明周恩来在通道临时紧急会议之后，与博古、李德在战略上生了分歧。自然，从另外一个视角看：周恩来已经开始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然而，由于周恩来的性格使然，或者说他非常注意党内斗争的策略性，遂采取上述到部队基层做工作，争取攻下黎平，找到一个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地方的办法。

张闻天不是那种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家。当他获悉周恩来为攻打黎平去了基层部队后，突然见到博古、李德以最高“三人团”的名义下的改变通道会议精神的命令，真是气愤到了极点！但是，当他想到通道会议并非是一次合乎法定程序的中央会议，而且博古、李德仍旧握有在中央红军转移中的最高指挥权后，他认为必须尽快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做出有关的决议来。为此，他和毛泽东、王稼祥打过招呼之后，就骑马赶往博古的住地，他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见到博古、李德以最高“三人团”的名义下的改变通道会议精神的命令之后，他却显得是那样的平静，似乎平静到就像是在他的所料中一样！有人认为通道临时紧急会议，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毛泽东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尊重，第一次对中央的战略决策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毛的反应既不同于周恩来，也不同于张闻天，显得比较平静。

笔者不完全苟同上述之见。

毛泽东是一代最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有着一般政治家所不具备的诸方面的素质，因此他对政治家的心理、战争的态势、革命的预测……有着独到的见解。诚如前文所述，中央红军在历经湘江惨败之后，几乎包括最高“三人团”在内都笼罩在失败的氛围中，唯毛泽东一人却站在老山界之巅，环顾群山，咏出三阕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十六字令》。另外，毛泽东对“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的中国，尤其是在传统文化、治国之术等方面的了解，堪称当代中国第一人！如果再联想到他掌权后多次说的一句话：写在纸上的东西是不作数的（大意），他对博古、李德利用手中的权力，借以改变会议精神的做法，自应是处之泰然。事后追论，博古、李德的行为既不高明，也在一般政治家所料中，这对毛泽东而言实在就是小菜一碟了！

与此同时，毛泽东坚信，胜利与失败，是军事集团检验、取舍最高统帅的唯一尺度。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尤其是历经湘江惨败之后，不仅他们中间的核心骨干张闻天、王稼祥坚决地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而且最高“三人团”的成员周恩来也明确反对北出湘西的路线。就说是博古自己吧，也失去了昔日跟在李德后边那种盲目的自信，在通道会议上也不得不听听他毛泽东的意见了！在他看来，更换博古、李德的最高指挥大权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他目前应该做的是：一、利用一切条件——主要是敌人军事压迫的条件，使更多的指战员认识博古、李德在执行着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二、与此同时，必须尽快解放一批受博古、李德等人打击的高级干部，为改变军事路线打好组织基础。

或许是这些天来过分操劳了，也或许是山中的气候变化太大了，毛泽东在离开通道的前夜又感到身体很不舒服，因此，他只好坐担架行军。这样，他又有了机会和坐担架的王稼祥同行。他们二人在担架上议论的话题，也不外乎上述所说的内容。正当他们二人议论到该如何办的时候，只见不远处有一位精明的红军干部背着背包过来。

这位精明的红军干部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自打进入中央苏区之后，以自己在广西领导左右江起义的经验与教训，并在实际工作中，比较早地认识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因此，他有意在自己负责的工作中力图执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这样一来，就必然遭到博古等人的打击和迫害。历史上被称为四大毛派分子的“邓、毛、谢、古”的邓就是邓小平。那时，他在党内和军内不如毛泽东那样有影响，博古等人十分轻易地就罢了邓小平的官。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在受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之后，直到遵义会议之前，他的任务就是“跟着走”。

对此，毛泽东与王稼祥都是清楚的。毛泽东想到邓小平的处境，心中不免泛起一阵酸楚。但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也只好以调侃的口吻近似玩笑地问道：

“小平同志，你还好吧？”

邓小平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一看毛泽东和王稼祥坐着担架走到了跟前，忙说：

“一言难尽。主席，你大病之后恢复得怎样？”

“还不到向马克思报到的时候。”毛泽东指着旁边担架上的王稼祥，“突围转移以来，我和稼祥同志是同病相怜啊！”

“王主任，你的伤好些了吗？”邓小平关切地问。

“你若不问啊，我倒忘了这件事情。”王稼祥深沉地答说。

“为什么？”邓小平惊诧地问。

“因为稼祥同志时时都在担心红军的存亡啊！”毛泽东感慨地代为答说。

“小平同志，”王稼祥为了把话题移开，问道，“红军突围转移以来你做些什么？”

“跟着走！”邓小平说。

“小平同志是沾我的光啊！”毛泽东叹了口气，“他在被打成所谓毛派头子之后，堂堂的党的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主席又是沾谁的光呢？”邓小平反问道。

王稼祥一见毛泽东那少有的仰天长叹，遂建议道：

“老毛，应当尽快解决小平同志的工作。”

毛泽东赞成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又指着疲惫不堪的红军队伍，感情极其复杂地说道：

“这支英雄的部队，完全变成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的队伍了。为解决小平等同志的工作问题，我们必须先解决红军队伍存亡的大事！”

王稼祥沉重地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