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八戒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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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第2页）

杨永泰自然清楚蒋介石如此讲话的本意，并不是测试自己对下一步“围剿”红军的战略设想，而是有意考察谁能猜透蒋氏下一步棋的动向。对此，聪明的策士明知不答，或巧妙地顾左右而言他，由蒋氏道出——有意满足蒋氏作为最高主宰者所特有的虚荣心——进而达到自保的目的。但是，杨永泰或许是过分的聪明，也或许是刚愎自用的性格使然，他不仅没有向当年刘备学习“青梅煮酒论英雄”之道，反而大讲特讲华北自“塘沽协定”签订一年多以来，长城内外与黄河上下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抗日高潮。当他分析了日本侵华企图以及冯玉祥、阎锡山等实力派有可能利用人民的抗日情绪，再次举起反对中央的大旗之后，遂又直言道：

“华北百姓的心需要委座去抚慰，日本步步进逼的行为也需要委座去做个姿态，至于那些有反叛之心的实力派，委座也应该当面晓以利害，给以颜色。”

对此，蒋介石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杨永泰并没猜透蒋介石的心思，他再次认为自己献策有功，遂暗自欣喜，告辞离去。这就是杨永泰的悲剧所在。自然，这也就是杨永泰两年后被蒋介石免职，并被政治对手暗杀的原因所在。此乃后话。

蒋介石为了防止被围困的红军生变故，在粤赣和湘赣交界处派重兵布防了三道封锁线之后，遂在十月初偕宋美龄下庐山，乘专机去华北各地视察，同行者有杨永泰和侍从室主任晏道刚。蒋氏先后“历经北平、察哈尔、归绥、太原、西安各地，分别接见了当地军政脑”。“蒋在北平接见的，有原东北的军政人员莫德惠、王树常、马占山、苏炳文、米春霖、邹致权（张学良之办事处主任）等，在察哈尔接见宋哲元等，在归绥接见的有傅作义及蒙旗德王、云王、沙王等，在太原与阎锡山密谈多次，在西安接见杨虎城、马鸿逵等。”蒋对这些人大肆宣传“不是不抵抗，是共产党拉住了后腿，非消灭共军不可”的理论，借以“争取大家同情他反共，以缓和国人对他不抗日的攻击”。

正当蒋介石向诸实力派起劲地宣传“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之际，突然于十月中旬“接南昌行营转来情报，知道红军主力有突围模样，前锋已通过信奉江（即桃江），蒋鼎文东路军先头已由长汀逼近瑞金”。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炸得蒋介石险些不辨东西。他稍许镇定一下情绪，遂下令：

“晏主任，请准备好专机，立即赶回南昌！”

这个被蒋氏称为晏主任的随行人员即晏道刚。晏氏为湖北汉川人，早年投在赵恒惕的湘军中供职，历任下级军官和参谋长。北伐军兴，他又改任湘军唐生智第八军参谋长和第四方面军参谋长。一九二九年冬，唐生智于豫南反蒋失败之后，晏遂离开军队过了一段隐居生活。一九三三年，由何应钦推荐出任南昌行营第一厅副厅长，负责处理作战业务。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初创侍从室，晏出任侍从室主任。从此，他随侍蒋介石身边，从旁相助蒋氏“围剿”红军。

晏道刚作为一个称职的高级参谋官佐，自然懂得红军突围的结果——意味着蒋氏一年“围剿”红军将功亏一篑，因此，他迅安排好了专机，不顾浓云重压所造成的能见度很低的天气，请蒋介石、宋美龄，以及杨永泰和其他随行人员登机南返。有意思的是，蒋氏北来的时候兴意极浓，一路上侃侃而谈，似无倦意；但此次南返却蹙眉凝思，连一句话也不曾说过，使得专机中的空气分外的沉闷。

蒋介石回到南昌行营之后，连备好的白开水都不曾喝一口，就下达命令：

“晏主任，杨厅长，请分头通知有关人员：立即赶到作战室，参加军事会议！”

晏道刚与杨永泰非常清楚这次军事会议的内容，是研究红军突围所引起的后果以及应该采取的防堵措施。为此，他们分头通知江西省主席兼行营办公室主任熊式辉、行营第一厅厅长贺国光、参谋本部高级幕僚林蔚等人赶往作战室，参加蒋介石亲自召开的军事会议。由于熊式辉、贺国光、林蔚三人在本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故笔者有必要向读者做一扼要的介绍：

熊式辉，字天翼，于一八九三年出生在江西省安义县万家埠鸭嘴垅村。他早年思想上趋向维新，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后弃文习武，相继入江西陆军小学、南京陆军中学，并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保定军官学校学习。一九二一年，又被广东军政府参谋部保送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并于一九二四年学成回国，遂晋见蒋介石，被蒋氏委任为第三军军官学校教育长。从此，他依靠蒋介石在军中混迹，青云直上。第二次“围剿”红军惨遭失败之后，蒋氏在南昌设立行营，熊式辉被蒋氏委任为行营参谋长。也就是在这期间，他和杨永泰一见如故，不仅成为“新政学系”的领袖人物，而且为了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共策略，还向蒋介石提出了以宣扬“四维八德”来鼓吹反共理论的“新生活运动”，并组成了以蒋介石为会长、宋美龄为指导员、熊式辉为主任干事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由于他乘坐飞机出事摔成瘸子，遂主动请辞军职，又被蒋介石委任为江西省主席兼行营办公室主任。毫不夸张地说，上述杨永泰的所谓功劳，都有熊式辉的一半。而今，蒋介石召开研究红军突围动向的军事会议，熊式辉无论是作为江西省的父母官，还是作为南昌行营办公室主任，无疑都应出席会议。

贺国光，字元靖，于一八九五年生于湖北省蒲圻县赵李桥一个耕读世家。后随父入川，考入四川陆军成学校，与刘湘、杨森等川中名将同窗。辛亥革命之后考入陆军大学深造，遂又参与鄂军角逐功名。北伐军兴，改投蒋介石门下，参与军机。“征战中，贺上书建议，对于军事、敌情、地形、民俗等等，都有所重要条陈，并有颇多卓越见解，多被蒋采纳”。第四次“围剿”红军失败之后，他建议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碉堡战”。其法为：“每收复一地，迅即以克难方式，广修公路，密建碉堡，堡与堡间的距离，以目及弹及为度。在多不在大，重密不重坚，务使纵横参错，列罗成网，目力火力皆能交叉，一堡有警，四方响应，逐步前进，逐步围剿，使包围圈逐渐缩小，然后聚歼”。一九三四年一月，“贺策定东、北两路军合围计划，得到了蒋的同意，立令实施”。东路军在福建相继攻陷建宁、永安、连城，北路军按计划于四月下旬占领广昌。此次蒋介石北巡，贺国光留守行营，待到他获悉红军有突围的迹象后，立即电请蒋介石南返。当他接到出席军事会议的通知之后，立刻赶到作战室，把有关的电文、材料备好，置于蒋介石的座位前。恰在此时，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林蔚走进作战室，他笑着问道：

“林厅长，你看今天的军事会议……委座会有什么高见？”

林蔚跟随蒋介石多年，积有一套丰富的“伴帅”经验。他曾向贺国光等人谈起当参谋长的要诀：“要有战略眼光，遇事要抓住重点，要任劳任怨”。还多次说作为蒋介石的幕僚，“最主要的是能揣摩蒋介石的心意，能明了蒋介石重大决策之意图”。为此，他胸有成竹地答说：

“唯委座之意旨是从。”

贺国光似乎懂了这句答话的内在含义，遂赞同地点了点头。

不久，晏道刚、杨永泰、熊式辉相继走进了作战室，大家心照不宣地点点头，分别在各自应坐的位置上落座。

蒋介石终于迈着军人的步伐走了进来，与会者整齐划一地起立，肃然目送蒋氏走到他的宝座前，双手习惯地取下军帽，放在右前方的桌面上，待到蒋氏点头落座后，大家才又像小学生那样坐下，等候着这位“教员提问”或“授课”。

先，蒋介石拿起面前备好的电文，一页一页地用心翻阅，他那严厉的目光偶尔会停在一页电文上，就像将要现“新大陆”那样，蹙着眉宇在思索着什么。每到这种时候，与会者的表情就会生变化，似乎都在暗暗自问：“他又在做什么文章？……”蒋介石那如同电影定格后的表情和目光终于又开始变化，全体与会者随之又下意识地轻轻吐了一口气，等着蒋氏看完全部的电文，表被他们称之为伟大的宏论。

但是，今天的蒋介石却一改旧习，不仅没有对部属进行庭训，反而微微合上了他那永远射出领袖威严目光的双眼，似陷入了更加深沉的凝思。这时，刚刚有所放松的与会者的心猝然又绷紧了弦，暗自猜度蒋氏的葫芦里将卖什么药。突然，蒋介石站起身来，走到挂着作战地图的大墙下边，仰看着那张标有各种军用符号的地图。与会者未弄清这是为什么，都机械地仰起头，但目光却停留在蒋介石的表情上。一厅厅长贺国光慌忙拿起那根长长的指看军事地图的教鞭，诚惶诚恐地说：

“委座，给您。”

蒋介石无声地接过教鞭，继续沉吟良久，方才缓缓地转过身来，用双目的余光扫了一下与会者的表情，操着领袖的口气考问道：

“诸位，尤其是贺厅长、熊主席，先于我等获悉共匪突围的消息，对未来战局有什么想法尽可畅所欲言。”

或许是与会者不想再捱度这无言的痛苦时光，也或许都猜透了蒋介石这盘棋的走法，遂就红军突围的形势和所谓的对策议论纷纷，但他们的言似乎达成了一种共识：谁也不谈最本质的东西，留给蒋氏一展雄才大略。蒋介石听了片时，也听出了这其中的奥妙，遂举起手中的教鞭，指着赣粤边界的信丰一带，低沉地说道：

“从目前得到的军事情报看，共匪突围已成定局。但是，共匪突围后的行动方向却不知。因此，我们在商讨对策之前，必须搞清，或者说猜测、判断他们将去什么地方。”